青少年成瘾行为与家庭教育方式选择
来源: | 作者:tpszsl | 发布时间: 2023-08-29 | 177 次浏览 | 分享到:

在研究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文献中,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对父母教育方式的研究很多,但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父母教育方式选择和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从言传和身教两个维度将父母教育方式细化为四类,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5 期面板数据,研究父母采取不同教育方式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影响,及父母教育方式选择的决策机制。
研究发现,相比于“言传”,父母“身教”能更好地约束青少年的上网行为;“言传” 和“身教” 的作用会相互促进,父母“言而不教”“不言不行” 更易加剧青少年的网络使用。父母教育方式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还显著受到社区周边家庭父母教育方式和对网络活动偏好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 言传身教 教育方式 青少年上网行为

一、引 言
近年来,青少年网络成瘾导致的危害性后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根据《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2018 版)》,网络成瘾是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能损伤。网络成瘾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学业和身心健康(刘丹霓和李董平,2017)。截至2019年12 月,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 亿,其中,对互联网有依赖心理的比例高达17.3%,9.9%的青少年工作日的日均上网时间超过专家建议的每天两小时①,10.4%的青少年节假日日均上网时长甚至在5 小时以上②,如果不加以正确管理和引导,这部分群体很容易发展成为网络成瘾。家庭是对青少年影响很大的微系统,家庭中父母的行为态度及方式均能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行为习惯。父母不仅可以通过言语改变子女习惯,例如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不良行为进行限制,对良好行为进行鼓励等( 下文用“ 言传” 一词来代表);而且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下文用“身教”一词来代表)。

部分研究表明,“言传”能显著减少青少年上网时间,缓解互联网使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父母一方面通过监督和管理青少年上网行为,合理控制上网时间和上网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同伴选择,降低其与网瘾同伴交往的负面影响( 宋静静等,2014;苏斌原等,2016)。因此,大多数学者建议青少年应在父母的监管控制下上网(Valcke 等,2010)。但也有研究发现,如果直接采取专制型的管教或控制,不但会减少青少年网上学习交流的机会,而且会削弱其自控力,增加上网成瘾风险( Li 等,2014;宋静静等,2014)。
此外,父母在互联网使用方面的“身教”也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上网行为。青少年通过观察父母“示范”的上网行为,形成自己对互联网的认识和行为习惯(Liu 等,2012)。因此,当父母有上网成瘾的习惯时,其子女也有可能过度使用互联网,而且母亲的影响更大,因为相比于父亲,青少年与母亲接触更多(Liu 等,2013)。此外,青少年不仅在上网时间和频率上会与父母保持一致,其上网内容、形式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如果父母偏好用平板电脑看电视剧和玩游戏,青少年也会呈现同样的偏好(Jago 等,2010;许颖等,2012)。
理论上,父母的“言传” 和“身教” 均能显著影响青少年的上网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 “言传”更多表现为直接的行为控制,而“身教”更多强调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两种教育方式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而现有文献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人的多数行为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学得( Bandura,1986),因此相比于口头教育的“言传”,以身作则的“身教”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大。此外,“身教”只是社会学习的第一阶段,要想给青少年持续传递正面影响,需要辅以适当的“言传”进行巩固和强化,即同时运用“言传”和“身教”两种教育方式可能最为有效①。现有社会学研究多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将父母教育方式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四种,关注不同教育方式对青少年人力资本和学业能力的影响(张皓辰和秦雪征,2019),较少考虑对上网等成瘾类行为的影响;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虽有从“言传”和“身教”划分教育方式,但主要集中于讨论父代行为对子代烟酒消费的影响(Powell 和Chaloupka,2005;陈琳,2016)。Liu(2012)虽然同时研究了父母互联网使用和规则制定两种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但研究对象为已患有网络成瘾的青少年,缺乏对一般性群体的考察,该研究侧重于实证检验父母言行一致和
言行不一致时,哪种教育方式更有效,既没有从理论上揭示两种教育方式效果的差别,也没有讨论父母选择不同教育方式的原因。为什么不同父母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教育方式存在差异? 哪类父母更倾向于采取言行一致的教育方式? 城乡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现有研究不仅缺乏对网络使用这一成瘾行为父母教养方式选择的深入探讨,而且忽视了社区环境、社交网络和父母偏好的重要性。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创新:一是突破当前多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讨论父母教育方式影响青少年成瘾行为的局面,尝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和理解父母教育方式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二是从“言传”和“身教”两个维度将教育方式细化为四类,用多种计量方法比较和检验父母不同教育方式影响的差别,加深了对父母教育方式影响和教育行为选择差异的理解。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4、2006、2009、2011 和2015 年5期面板数据展开分析,首先研究父母教育方式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着重探讨父母“言传”“身教”以及细化后四类教育方式影响的差异,然后从理论层面分析青少年上网行为中父母教育方式选择的内在机制,最后进行实证检验,为从家庭教育角度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二、父母教育方式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
(一) “言传”和“身教”影响的理论分析
“言传”是指父母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或行为控制直接限制青少年行为,更多表现为口头教育;而“身教”是指父母通过规范自身行为,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
一般来说,在影响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因素中,父母的“身教” 比“言传” 有更大约束作用。首先,不同于违反纪律、攻击他人、破坏公物等青少年常见的问题行为,网络使用,不仅青少年容易上瘾,父母也不例外,而且这类成瘾行为容易相互影响。依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通过观察学习对象的行为、动作以及它们引起的结果获取信息,无需亲身体验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尝试,极大简化了社会行为的获得过程,因此,人的多数行为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学得的(Bandura,1986),尤其是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尚未成熟、可塑性和模仿性极强的阶段,观察学习尤为重要。但相比之下,“言传” 只是通过言语表达、传授信息,学习者缺少对实际行为和行为结果信息的深刻认知,学习效果较弱,因此,从社会学习的角度看,“身教”比“言传”的影响更大。其次,青少年正处于渴望独立的“分离—个体化” 时期,容易对父母的管教产生叛逆心理,而通过语言控制的“言传”更多带有权威和专制性,较少考虑子女心理感受,导致父母越是施加控制,越有可能损害他们的自主感和能力感,使其更难自我约束(冯琳琳,2015)。例如,已有研究表明,受到父母严格限制上网的青少年更倾向利用网络消遣娱乐,浏览那些被限制观看的内容(苏斌原等,2016);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的父母由于仅传达给子女命令,并看重无条件服从,缺乏与子女的沟通和交流,从而更容易导致子女出现网瘾问题(叶宝娟等,2013)。因此,从行为习惯的养成和持续性角度来看,“言传”的教育效果也不如“身教”。
此外,“言传”和“身教” 教育方式的同时使用可能更有利于规范青少年上网行为。观察学习的过程包括注意、保持、复制和动机四个子过程(Bandura,1986)。注意是观察学习的首要条件,榜样的特点、观察者的特征以及观察者与榜样的关系均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角色以及上网行为的易成瘾特点共同影响了青少年对父母上网行为的注意,即“身教”只是第一阶段。接着是行为保持过程,青少年只有将观察到的父母上网行为记住,才能实现“学习”的根本目的,而这需要父母通过言语教导等方式不断地在其记忆中刺激、输入和重复,例如言语告诫和约束青少年的上网行为,最终促使其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因此,要想给青少年持续传递正面影响,需要辅以适当的“言传”进行巩固和强化,即在规范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家庭教育中,需要同时运用“言传”和“身教”(下文简称“言传身教”)两种教育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父母出现“言行不一”,例如,一方面制定了明确的上网要求,另一方面又频繁使用网络,就会给青少年造成困扰,引发亲子冲突,而频繁的亲子冲突会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 邓林园等,2013),并且随着父母对网络依赖程度的增加,其对孩子上网行为的要求越低,采取积极调解方式的可能性越小( Vorst 等,2010),而积极的调解和沟通是有效避免青少年上网成瘾的重要方式。

(二) 研究方法和数据
1. 模型方法
(1) 基础回归模型。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设置了如下计量经济模型:Time childi =β0 +β1Parenting1i +β2Parenting2i +β3Xi +ui (1)
其中,Timechildi 代表青少年i 的上网时间; Parenting1i 代表父母是否选择“ 身教”;Parenting2i 代表父母是否选择“言传”;Xi 表示青少年i 的特征,包括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同伴上网时间)、家庭情况(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是否都在家、家中拥有的电脑和手机数量)、社区类型以及县(区) 虚拟变量;ui 为误差项。由于父母和青少年的上网行为会相互影响,因此,本文还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处理内生性问题。
(2) 工具变量。受李磊等(2016)对情景效应和关联效应讨论的启发,本文采用“社区内其他父母的身教比例”作为“身教” 的工具变量,因为网络具有外部性,其他父母的上网时间会影响青少年父母的上网时间,但不会直接对青少年的上网时间产生影响。
(3) 倾向得分匹配法。除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本文还设计了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将父母选择“身教”的个体视为处理组,反之,没有选择
“身教”的视为控制组,然后根据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Group)检验父母“身教”方式对青少年上网的净影响。
ATT =E(Timechild1 |ifp =1) -E(Timechild0 |ifp =0) (2)其中,ifp =1 表示父母选择“身教”,即处理状态,Timechild1表示父母“身教” 情况下青少年
的上网时间,同理Timechild0表示父母不“身教”情况下青少年的上网时间。具体分析时需先构建一个父母是否“身教”的概率模型,预测每位父母选择“身教”的概率P(Yi ),即倾向分数值,并根据P(Yi )值检验变量平衡条件,通过平衡检验后再进行配对分析。本文采用Logit 模型获得P(Yi ),具体估计如下:
P(Yi )= Pr(Di =1|Yi )= exp(βY′i )
1+exp(βY′i ) (3)
其中,Yi 为一系列可能影响父母“身教”的特征变量,包括是否“言传”、父母双方最高受教育程度、父母对电脑活动的偏好程度、父母年龄、青少年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民族、家庭人均收入、家中孩子数量、社区父母“ 身教” 比例、社区类型以及时间和县( 区)的虚拟变量。此外,本文主要采用核匹配法。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源于“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下文简称CHNS),该调查是由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美国北卡大学卡罗来纳人口研究中心合作的一项长期调研项目,始于1891 年,并分别于1991 年、1993 年、1997 年、2000 年、2004 年、2006 年、2009 年、2011 年和2015 年进行了调查。调研采用多阶段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覆盖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9 个省份,具有全国代表性,且数据库中包含了详细的人口统计学、人口社会学变量以及家庭信息,更重要的是该数据中包含受访者详细的网络使用行为信息和家庭教养方式情况,因此可以用来研究青少年互联网使用行为和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同一家庭内亲代对子代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影响,故所用的有效样本是6—18 岁仍在校且可以将其与父母匹配的青少年;此外,由于该数据库中只有2004 年以后的问卷才涉及互联网使用相关问题,故本文选取2004 年及以后的数据,一共5 期,最终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后的样本为5 673 个。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PSM 稳健性检验时,由于总样本中还存在仅有父亲或仅有母亲在家的情况,且在匹配父母教育方式时需要父母双方的教育、年龄、职业、电脑活动偏好等变量,因此删掉缺失这些变量的样本后,实际回归中的样本为4360 个。
3. 变量选取及定义
(1) 青少年上网时间。CHNS 数据中关于上网时间的问题都是两代人直接汇报,因此基于问卷中“网上浏览”“网上聊天”和“电脑游戏”所花时间问题①,本文将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所花时间乘以5 加上周末平均每天所花时间乘以2,再除以7 得到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由于该变量取值为零的样本较多,故在实际回归中是将该变量的取值加1 后再取对数。

(2) 父母教育方式。“言传”,由于CHNS 数据中没有直接反映父母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间和内容约束的言语控制变量,本文采用儿童问卷中“你的家人限制你看电视的时间长度吗?”和“你的家人限制你看某类节目吗?”两个问题作为代理,将两个问题都回答“有时(1—2 次/ 周)”或“ 经常(3—4 次/ 周)” 或“ 通常( > = 5 次/ 周)” 的样本归为“是”,而回答为“很少( <1 次/ 月)” 或“较少(1—3 次/ 月)” 的归为“ 否”。“ 身教”②,是基于父母实际上网时间与该年所有父母上网时间的中位数大小比较,若父母上网时间小于中位数,则说明父母选择了“身教”的教育方式,反之表示没有做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d4aa567939bfd9770fa78f381e5e2fd.png

135ff5fb957d1ee0033c2234b4cb753.png

(三) “言传”和“身教”对青少年上网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计量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本节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首先用OLS 模型对影响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讨论父母“言传”和“身教”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工具变量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接着,将样本从“言传”和“身教”两个维度细分成四类,进一步深入讨论两种教育方式的净影响;最后,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1. “言传”和“身教”两类教育方式比较
表2 依次汇报了混合截面OLS、混合截面工具变量、面板数据固定效应以及固定效应模型下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列(1)是分析“言传”和“身教”对青少年上网时间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2)是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是否农村” 与两种教育方式的交互项,检验不同教育方式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异。结果显示,是否“ 身教” 和是否“ 言传” 变量均显著为负,而两种教育方式与是否农村的交互项不显著。这表明父母的“ 言传” 和“ 身教” 均能有效约束青少年的上网行为,但相比于“言传”,“身教”更有效,且这两种教育方式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其他控制变量结果与已有研究类似。周围同伴的上网行为会通过同伴群体规范产生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交往的同伴上网时间每增加1%,青少年的上网时间增加0.099%;家中拥有的电脑数量和手机数量越多,青少年上网时间也越多;性别在所有回归中均显著为负,即男生比女生更频繁使用网络。这可能是因为男生更热衷网络活动和网络游戏,从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受教育程度的系数始终为正且显著,说明青少年上网时间会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可能是因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青少年接触互联网的机会和渠道增多,导致上网时间增加。对于城乡差异,虽然城市青少年的上网时间比农村的多,但两种教育方式的影响不存在明显差异。列(3)报告的是使用工具变量的混合截面估计结果,我们选取“ 社区其他父母身教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表2 中所用的工具变量能较好控制内生性问题①。从估计结果来看,与基准回归结论基本一致,父母的“言传” 和“身教” 均会积极影响青少年的上网时间,且“身教”的作用更强。
此外,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是从2004 年到2015 年,正是互联网在我国从起步到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期间互联网思维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直接将所有样本混合回归可能出现遗漏变量问题。因此,我们进一步将数据处理成面板数据②,结果见表2 的列(4),并同时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结果见表2 列(5)。从中我们发现,“身教” 的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而“ 言传” 的系数虽然一直为负但不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在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因素中,父母“身教”的作用大于“言传”。

6f94bfec526e515f764180b3409d78d.png

2. 基于“言传”和“身教”细分四种教育方式
由于文中定义的“身教” 和“言传” 变量之间存在交叉情况,因此,为比较两种教育方式的净影响,本文从“言传”和“身教”两个方面将样本细分,具体分为“言传身教”(同
时做到“言传” 和“ 身教”)、“ 言而不行” ( 仅有“ 言传” 但没做到“ 身教”)、“ 教而不言”(没有“言传”但做到了“身教”)和“不言不行”(两者都没做到)四类。此时,身教效应、
言传效应、身教与言传效应的差别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1) 不言传条件下:
E[Yi =身教|Di =不言传] =E[Yi =教而不言] -E[Yi =不言不行] (4)
(2) 言传条件下:
E[Yi =身教|Di =言传] =E[Yi =言传身教] -E[Yi =言而不行] (5)
(3) 不身教条件下:
E[Yi =言传|Di =不身教] =E[Yi =言而不行] -E[Yi =不言不行] (6)
(4) 身教条件下:
E[Yi =言传|Di =身教] =E[Yi =言传身教] -E[Yi =教而不言] (7)
(5) 无约束条件下:
E[Yi =身教] -E[Yi =言传] =E[Yi =教而不言] -E[Yi =言而不行] (8)
根据式(8)可知,若能得到父母“教而不言”的影响显著大于“言而不行”,即能进一步说明在约束青少年上网时间方面,“身教”比“言传”更有效。因此,文章接下来仍以青少年上网时间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一方面截取“ 教而不言”和“言而不行”两组样本形成子样本,直接比较两者的差异;另一方面,在总样本的基础上,以“言而不行”的父母作为基准组,检验身教效应与言传效应的差异。

表3① 报告了细分后的四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上网时间影响的估计结果。

列(1)和列(2)汇报的是“教而不言” 和“ 言而不行” 两种教育方式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估计结果显示,教育方式的系数为-0.474,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见列(1)),说明父母的“身教”比“言传”更能约束青少年的上网时间,但教育方式与是否农村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这一影响在农村地区有所弱化。
列(3)和列(4)汇报的是总样本中以“言而不行” 的父母作为基准组后四种教育方式的影响。总体来说,相较于“ 言而不行” 的家庭,父母只要选择了“ 身教”,无论是否“言传”,均对青少年的上网时间有显著负面影响。以列(3) 为例,相较于父母的“ 言而不行”,采取“教而不言”的教育方式能显著减少青少年每天57.6%的上网时间,而“言传身教”的作用更是高达67.4%。但父母若是选择“ 不言不行”,会显著增加青少年每天39.5%的上网时间,这说明在四种教育方式中,“言传身教” 的效果最好,但与是否农村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言传身教”的正面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小于城市地区,
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地区父母“言传身教”教育方式的质量更高,但这种质量差异因为数据原因本文无法细致区分。

3e337738a83fe54f52b5270cd02bae2.png

3. 稳健性检验
虽然前文已经选取“社区其他父母身教的比例” 作为工具变量,但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采取倾向得分匹配( PSM) 法进行估计。分别以父母是否“身教”和“言而不行”作为干预变量,最终结果如表4 所示,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但受限于篇幅,在此不展示匹配平衡性结果。表4 结果再次证实了前文结论,父母采取“身教”方式能显著减少青少年的上网时间;同样的,相较于父母的“ 言而不行”,采取“教而不言”或“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均能显著减少青少年的上网时间。

图片.png

三、父母教育方式的选择: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一) 理论分析
根据前文结论,父母教育方式对管理子女上网行为有显著影响,特别是“ 言传身教”,父母越是“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越能有效引导和约束子女上网行为,管理好上网时间。那么,父母对青少年上网行为教育方式的选择决策差异主要源于什么? 其选择决策的逻辑和过程具有什么特点? 本部分重点分析可能影响父母教育方式选择的若干关键因素(主要是教育方式的同群效应、父母上网偏好、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与决策逻辑。
已有关于父母教育方式选择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父母教育方式源自阶层差异且会代际传递。具体来说,中产阶级父母更可能采取协作培养模式,而工人阶级更可能采取自然成长模式(拉鲁,2010),且职场环境特点也会影响父母教养方式选择(Kohn,1963)。另一类主要从经济学角度,通过模型化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过程,分析教养方式选择。一般认为,父母通过时间、物质和注意力等投入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Cobb-Clark 等,2019;Zhu 和Vural,2013),受教育程度高和收入水平高的父母不仅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子女(Guryan 等,2008),而且还有更好的育儿技巧和教育理念(杨娟和何婷婷,2015;郑磊等,2018)。
对已有文献的回顾发现,现有文献较多从父母自身禀赋差异讨论不同教育方式选择,但忽视了一项可能较为重要的因素,即父母教育方式中的同群效应。人类属于一种社会性动物,存在各种各样的本地互动( local interaction),因此各种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人影响(Manski,2000),目前这种同群效应在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已得到了较多验证。例如,肥胖问题(李磊等,2016)、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获得( 王春超和钟锦鹏,2018)、家庭教育支出(余丽甜和詹宇波,2018)等。其次,父母偏好会弱化对某项活动负面影响的认知,从思想上对该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从而影响教育方式选择。例如,偏好饮酒的父母一般会低估饮酒的危害性,这种强烈的行为倾向使得控制和约束自身行为变得异常困难,因此这部分父母会降低对孩子饮酒的要求(Vorst 等,2010),也更难做到“言传身教”。
根据Becker 和Tomes(1979)的代际收入传递理论,假设青少年的人力资本( h′i ) 由父母投入的时间(ti )和物质(gi )共同决定,即h′i =f(ti ,gi ),而父母追求的效用最大化可以表述为: max ci,ni,h′iVi =lnci +mlnni +ωlnh′i ,其中,当期效用( Vi ) 来自消费( ci )、闲暇( ni ) 和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h′i ),m 和ω 分别表示的是父母对闲暇和培养青少年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那么,在家庭受到Ii 的财富约束下( Ii =ci +gi =(1-ti -ni ) ωi ,假设工资率仅取决于父母人力资本,wi =hi ),通过对ti ,gi ,ni ,ci 求导可以得到:ti =f(ωi ,hi ),gi =f(ωi ,hi ),即父母对青少年的时间和物质投入均受到其对培养青少年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和自身人力资本的影响。

如果把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看作是一种协作培养,相比于其他教育方式,必然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物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母越是重视对青少年成瘾行为的教育,越会选择“言传身教”。而家庭在社会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当社区内其他父母提高了对育儿活动的重视程度,父母会通过模仿或攀比增加对青少年教育的重视程度,使之趋同(余丽甜和詹宇波,2018),即ω 越大;但父母若是偏好电脑活动,就会将时间更多分配在闲暇活动中,从而降低对子女培养的重视程度,即ω 越小;此外,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代表人力资本越多,更愿意在青少年教育上投入时间和物质,而家庭收入水平主要是通过影响物质投入影响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续继和宗庆庆,2016)。
综上理论分析,后文将通过实证检验以下几个理论推断:(1) 父母对网络活动的偏好会减少在育儿活动上的注意力,从而更不会选择“言传身教” 的教育方式;(2) 社区父母重视青少年教育的氛围越强,父母越会选择“言传身教” 的教育方式;(3) 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对父母选择“言传身教”教育方式有正向影响。

(二) 研究方法和数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相对于“教而不言”“言而不行” 以及“不言不行” 的教育方式,“言传身教”在控制青少年上网时间方面效果最好,因此在本部分研究中,将父母的教育方式简单分为“言传身教”和“非言传身教” 两类,因此选用二元Logit 模型更合适。设pi 表示父母选择言传身教的概率,1-pi 为非言传身教的概率,那么pi / (1-pi ) 则为父母选择言传身教的机会比。具体构建模型如下:
ln pi1 - pi= α0 + Σnkαk Xki + μ (9)
其中,i 表示不同的样本个体,k 表示不同影响因素的编号,n 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Xki表示影响父母“言传身教”的各种影响因素,即第i 个样本的第k 个影响因素。本部分使用的样本与前文使用PSM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时所用的样本相同,共包含4 360 个观测值。具体变量解释及说明详见表1。

(三) 实证分析
表5 报告了父母选择“言传身教”教育方式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列(1)—列(4) 分别是基于城乡混合样本、农村样本、城市样本以及关键解释变量与是否农村做交互项后的城乡混合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父母对电脑活动的偏好程度、社区父母的教育方式和家庭经济条件均是显著影响父母选择“言传身教”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当不区分城乡样本时,父母对电脑活动的偏好程度对选择“言传身教”教育方式有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即父母越是偏好电脑活动,越不会采取“ 言传身教”;从边际影响看,母亲偏好电脑活动对青少年上网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父亲。这可能是因为在家庭分工中,母亲更多地承担了子女抚养教育的功能,所以影响更直接。社区内选择“言传身教”家庭的比例也会积极影响父母的育儿决策。当社区父母选择这种教育方式的比例增加1%,父母采取同样教育方式的可能性也会增加10.4%。通常情况下,由于人的社会性属性,不同家庭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会受到其他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而且对于教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我国家庭实现社会地位和流动的重要途径,父母往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这种重视程度也会促进同一个社区内父母教育方式趋同(余丽甜和詹宇波,2018)。家庭人均收入对父母选择“言传身教” 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父母收入水平越高,在管理青少年上网行为中越会做到“言传身教”,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家中拥有的电脑数量越多,父母选择“言传身教”的概率越小。家中拥有的手机数量表现出正向促进,但在分城乡样本中(列(3)和列(4)),该变量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此外,父母倾向于对年龄较小的孩子采取“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而且相比于男孩,女孩的父母更倾向于“言传身教”。
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子样本的结果显示,母亲对电脑活动的偏好程度以及社区其他父母的家教方式选择始终存在显著影响。不同的是,在农村,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会选择“言传身教”,且列(4) 中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是否城乡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农村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中男性一般处于主导决策地位,因此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加强对孩子上网行为的重视;而在城市,家庭人均收入与教育方式选择呈现显著正相关,父亲对电脑活动的偏好程度与教育方式选择负相关。但在列(4)中这两个变量与是否农村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家庭人均收入以及父亲对电脑活动的偏好程度对父母教育方式选择不存在明显城乡差异。

图片.png

图片.png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CHNS 五期数据,研究父母教育方式的影响和选择,着重分析了父母“ 言传”和“身教”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以及选择“ 言传身教” 教育方式的原因,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相比于“言传”,父母的“身教”更能约束青少年的上网行为;第二,“言传”和“身教”的作用会相互促进,“ 言传身教” 的父母约束青少年上网行为的效果最好;第三,父母对电脑活动的偏好程度、社区内其他家庭选择“ 言传身教” 的比例、家庭收入水平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均是其教育方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第四,以城乡为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时,结果依然稳健,且城乡间父母教育方式的影响和选择没有明显差异。
网络已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其便利性、多功能性能给青少年带来诸多好处,但青少年尚小,缺乏自控力,如果长时间不加节制地上网容易网络成瘾,继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家长和学校理应为青少年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的成长环境。
对于父母,“身教”对引导青少年正常上网具有积极作用,且明显大于“言传”,所以在网络使用上更应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同时,本文结论还表明基于“言传” 和“身教” 细分的四种教育方式中,“言传身教”的效果最好,这说明如果父母在青少年的上网教育中能不止步于口头限制其网络使用,还能做到自我约束,比如,一方面对青少年的上网行为进行合理限制,另一方面又能多花点时间真正陪伴孩子,而不是一回到家就“ 机不离手”,就能更有效地规范青少年的上网行为。对于学校,由于同伴的上网行为对青少年有促进作用,因此学校和老师应加强对同伴群体的关注,充分发挥积极同伴的作用,努力减少甚至消除消极同伴的不良影响。
此外,虽然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经济情况越好的家庭更有可能注意“言传身教”,但父母自身行为偏好和社区教育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说明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受教育水平低的弱势家庭,一方面可以通过自我管理和约束,规范自身行为,积极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互联网;另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重视社会网络(如周围家庭的教育方式、理念)对家庭教育方式的影响,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居民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为青少年创造一个和谐优质的教育环境。

参考文献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Published by Prentice Hall.
Becker, G. S. and N. Tomes, 1979,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6):1153-1189.
Cobb-Clark, D.A., N. Salamanca and A. Zhu, 2019, “Parenting Style As an Investment in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2(4): 1315-1352.
Guryan, J., E. Hurst and M. Kearney, 2008, “Parental Education and Parental Time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3): 23-46.
Jago, R., K. R. Fox, A. S. Page, R. Brockman and J. L. Thompson, 2010, “Parent and Child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Time: Do Active Parents Foster Active Children,” Bmc Public Health, 10(1): 1-9.
Kohn, M. L., 1963, “Social Clas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4): 471-480.
Li, C., J. Dang, X. Zhang, Q. Zhang and J. Guo, 2014, “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Effect of Parental Behavior and Self-Contro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1(6): 1-7. 

Liu, Q. X., X. Y. Fang, L. Y. Deng and J. T. Zhang, 2012, “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Parental Internet Use and Internet-Specific Norms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8(4): 1269-1275. 

Liu, Q. X., X. Y. Fang, Z. K. Zhou, J. T. Zhang and L. Y. Deng, 2013, “Perceived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Perceived Parental Online Behaviors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Gender-Specific Differences,” Plos One, 8(9): e75642.
Manski, C. F., 2000,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3): 115-136.
Powell, L. M. and F. J. Chaloupka, 2005, “ Parents, Public Policy, and Youth Smoking,”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 Management, 24(1): 93-112.
Valcke, M., S. Bonte, B. D. Wever and I. Rots, 2010, “Internet Parenting Styles and the Impact on Internet Use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Computers & Education, 55(2): 454-464.
Vorst, H., R. Engels, W. Meeus and M. Dekovic' , 2010, “ The Impact of Alcohol-Specific Rules, Parental Norms about Early Drinking and Parental Alcohol Use on Adolescents’ Drinking Behavior,”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47(12): 1299-1306.
Zhu, G. and G. Vural, 2013,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of Parental Tim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37(9): 1833-1851.

陈琳,2016,《言传身教、价格引导与青年烟酒使用行为———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分析》,《青年研究》第5 期67—75 页。
邓林园、方晓义、伍明明、张锦涛和刘勤学,2013,《家庭环境、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心理发展与教育》第3期305—311 页。
冯琳琳,2015,《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研究述评》,《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12 期1911—1914 页。

拉鲁,2010,《不平等的童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磊、胡博和郑妍妍,2016,《肥胖会传染吗?》,《经济学(季刊)》第2 期429—452 页。
刘丹霓和李董平,2017,《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自我弹性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检验》,《心理科学》第6 期1385—1391 页。
宋静静、李董平、谷传华、赵力燕、鮑振宙和王艳辉,2014,《父母控制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心理发展与教育》第3 期303—311 页。
苏斌原、张卫、苏勤和喻承甫,2016,《父母网络监管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为何事与愿违?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第5 期604—613 页。
王春超和钟锦鹏,2018,《同群效应与非认知能力———基于儿童的随机实地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12 期177—192 页。
许颖、苏少冰和林丹华,2012,《父母因素、抵制效能感与青少年新媒介依赖行为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第4 期421—427 页。
续继和宗庆庆,2016,《转型期中国居民家庭收入与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基于家庭收入结构外生变化事实》,《世界经济文汇》第6 期24—41 页。
杨娟和何婷婷,2015,《教育的代际流动性》,《世界经济文汇》第3 期32—42 页。
叶宝娟、温忠麟、杨强和任皓,2013,《气质特征和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影响:独特效应和交互效应检验》,《心理科学》第5 期1066—1072 页。
余丽甜和詹宇波,2018,《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财经研究》第8 期61—73 页。
张皓辰和秦雪征,2019,《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财经研究》第2 期46—58 页。
郑磊、祁翔和侯玉娜,2018,《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理论、方法与证据》,《社会发展研究》第3 期177—202 页。